象每個清晨一樣,手機就擺放在我的床邊。它先以一種緩慢而漸入高潮式的鬧鈴催醒我,經過10秒鐘的短暫懵懂抗拒后,我下意識地抓過手機,然后,我點開了微博,還有微信。這一切在我尚不清醒的狀態下發生,就像。。。強迫癥。
微博大概已經用了幾年,微信大概一年多以前有了個帳號,不過很長時間內形同虛設。作為一個對任何新興科技都后知后覺的人來說,只因為當時幫我裝微信的朋友對我說:以后你發信息就不用錢了!這位朋友當時對微信的理解現在看起來也處于表層。后來事實證明,在我不吐不快,只期待發條短信就像吐口水一樣方便的時候,微信至少還需要網絡不是嗎?這個時候我才無暇考慮短信收不收錢?一毛一條?可以忽略不記!

不過顯然區別并不在于此。在我某天因為飛機無限期誤點,開始百無聊賴擺弄手機時,驚奇地發現,逐漸從微博上消失的朋友在微信圈里正以每隔幾分鐘的速度在分享信息。我甚至險惡地發現了幾位朋友正以“微信控”的狀態在微信里展示出其與日常面目八桿子打不到一起的“社交形象”。話說我后來問朋友,他們稱之為“轉移陣地”。而另外一位朋友宣稱“微信上人越來與人多,我有點恐慌呢。原來只是幾個密友,現在越來越多的商務朋友了”。
從msn到qq到博客,從微博到微信,這個世界在幾年之中仿佛讓我們都掉進了一個怪圈:新的社交媒體象新的玩具一樣吸引著一批批人前仆后繼,這個玩具由先鋒至普世,人多則愈發喧囂,或撲天蓋地的“噪聲”避之不及,或如滄海一粟般獨自“發聲”無人應和。而玩具推陳出新,于是或厭倦或逐漸抽離,轉戰新的社交工具,再進入下一輪循環。
然而,孤獨感卻與日劇增:甫一醒來、入睡之前,我們無視于初升第一抹陽光的燦爛與入眠前消逝的最后一抹光線的色彩,我們卻與手機為伍,時刻活在網絡的喧囂中。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眼手機,不斷刷新微博看好友在干些什么,分享的信息沒有被立刻回復就感到沮喪不安……那些飄在風中的代碼左右了我們的情緒。飯桌上,每個人都低頭玩手機或平板電腦,端上來到第一道菜不是用來品嘗的,是用來拍照的。寧愿在微博或微信上彼此@或評論,也不愿在現實中多聊幾句。哪怕坐在馬桶上,我們也從未忘記去窺探別人或者分享自己的生活。本應便利我們生活的科技卻成了終極時間殺手:太多的時間賦予了虛擬空間,而我們日益孤獨與抑郁。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Sherry Turkle在新書《Alone Together》(集體孤獨)中寫道,現在大多數人會做的事情,過去可能會被認定是病態行為(pathological behaviour),社交媒體營造了人際更好的溝通,其實這是錯覺,實際上卻讓人們更加孤立,例如,她在一場喪禮進行中,竟看到有人盯著iPhone。
Sherry Turkle對400多名被調查者做了訪談,結論是一個表演性文化正在形成,其中敘述性和分析性的自思越來越少見。這被界定為人所有的時刻都是身在“前臺”,甚至于“你的心理狀態也是一種表演”。內在的自我在喪失獨處能力以后傾向于徹底消失,剩下的只有不同的外在的自我彼此來來去去反彈后虛無縹緲的回聲。在一個新的層面上,Sherry Turkle給現代人重新貼上了“孤獨大眾”的標簽。
這種“表演性文化”催生了諸如美化拍照或美圖秀秀類工具,目的是把平淡無奇的生活美化成傳奇,曬出來讓圍觀的人感到羨慕。Sherry Turkle將這種炫耀稱為“演示焦慮”。
看起來美輪美奐的自拍照或生活照之下有可能隱藏的是 “焦慮”,你所觀看的每一個人都把暗面轉到后頭,只給你看最精彩和美好的亮面。尤其是女性,展示與比較是她們最為看重的,包括可能令人羨慕的細節,也包括各種閱歷和見識。而生活層面流于平淡的人群,往往更傾向于在社交工具上展現精彩的人生,這就像一個真正具有精彩人生的人,通常展示的只是無關痛癢的信息,對于他精彩的過程,他可能至死也不會說出一個字。而花在觀看別人曬幸福上的時間越多,你就越沮喪。
“人們為查看曾經的好友、配偶、同事的信息支付了心理代價,他們不該再關注這些,這有害情緒健康。”Sherry Turkle說。
這種行為也令信息的原創價值淪喪貽盡。傳統媒體中,一對一的信息發布角色是可以預期的,無論看一份報紙還是寫一封信,角色是清晰的,受眾是固定的。而當下的社交媒體,由于信息呈發散狀以及受眾的面目模糊,這種預期和角色清晰感早已消失,就像在在網絡交流工具誕生不久,人們質疑:你不知道是不是一只狗在和你說話。現在你搞不清你分享的信息誰在看?而看到這條信息的人也不清楚:你是在和誰說?
所以,微博有大號與小號也就不難理解了:只有在封閉的圈子里才有可能發布真實或至少真誠的信息;開放的圈子由于受眾面目不清以及不可控,要么做公知,要么做心靈雞湯導師。即時或奪人眼球的信息被反復復制,海樣泛濫的垃圾信息里,閃爍思想光芒的內容卻漸行漸遠。
寫到這里,我又下意識地拿起了手機,刷屏后微博微信里又更新了N條“我在哪里,我在干嘛”。有誰知道,此刻,我們的心里有多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