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極端中立,第三性》,“第三性”原意指男性中的弱勢群體,由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性)邏輯推導而來。不過那篇文章中的第三性并非以上所指,關注的是當時在時尚界模糊性別這一趨勢正極大挑戰著人們審視他人以及展現自我的方式;“第三性”是指:讓別人以我希望的方式來接受我。如此游走于男性與女性之間,包括雌雄同體、角色互換或者第二自我等,文中提到了當時新晉時尚圈的寵兒Andrej Pejic以及雙性同體的時尚博主Jamie Wdziekonski 。
Andrej Pejic For Jean Paul Gaultier
如果說,當時寫這篇文章還只是停留于對時尚圈非主流的關注,事實上這幾年拋開性別的心理社會成因,單從外表來看,男女著裝上的毫無邊界已逐漸蔓延到普通年輕消費者中間。我在倫敦時即發現一個有趣現象,男孩在逛街購物時買女裝搭配的比比皆是。比如下圖我在倫敦街頭遇到的一個男孩穿的黑色夾克是Cos的Lady系列,襯衫也是Topshop的女裝;而我曾經在Cos的店里,幾分鐘之內就目睹好幾位男孩在女裝區挑選試穿女裝,想來男女皆宜的風格早已突破了性別的框框。
Street Shot in London
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男裝女裝一開始也并非那么涇渭分明。曾經男裝充滿雕飾,在織物的華美與裝飾性方面毫不遜于女裝,有時更甚。直到18世紀,歐洲的男性才在如何穿著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受到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隨著智識運動的深入,科學與理性思維作用于一切事物,在此基礎上以服裝來識別社會角色的狀態被摒棄,男裝中多彩的面料與沉重的珠寶被更實用、清醒的西裝以及適用于社會活動場合的嚴謹著裝所替代。殘留著娘娘腔的貴族趣味終于被一掃而凈,偉大的男性主義開始抬頭。
當然,并不排除在此期間依然有男性表現出對時尚如女性般的關注,比如 Beau Brummell就是這期間一個引領時尚的男人。作為英國攝政親王的朋友,其在1790年代和1800年代早期,成為穿著優雅與精致的標準。Brummell通常被認為是第一個花花公子(Dandy),但作為一個花花公子不僅僅是關于服裝,其更有關于內心的貴族式優越感。就像Baudelaire所寫:與許多輕率的人所相信的相反,紈绔主義甚至沒有過多的點綴于服裝與材質上。對一個真正的花花公子而言,追求完美的時尚風格觸及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優雅的態度,交談與舉止。
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男子基本保持了褲子、襯衣與夾克的男性制服式裝扮。而當時裁縫店的實驗也很少延伸到配飾或細節。隨后而來的20世紀60年代的孔雀效應一度讓人們以為男裝永久性的變化已近在咫尺。不過事實證明那僅僅是個趨勢,不久就消失了。
時至今日,男裝的設計與消費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實驗性變革。年輕的設計師們利用各種色彩、織物和數字印花為男裝帶來各種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女裝即男裝。更為關鍵的是,女裝男穿已開始進入年輕消費者的日常生活。和前一代相比,這一趨勢在現時有著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在作用:包括一個更開放的社會給予男性的自我表達以更大的寬容度;還有諸如“粉紅美元”、“粉紅英鎊”等由同性戀市場所帶來的巨大利潤使然;此外博客、雜志、時裝系列與時裝周等都對此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切正如Frances Corner(倫敦時裝學院院長)所言:Are men the new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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