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上映的《我們都為比爾著盛裝 Bill Cunningham New York》，是當提到“街拍”一詞時最先躍入許多人腦海的一個標志。這部至今依然處于眾多“不得不看的時尚電影”榜單前列的紀錄片呈現出的是早在1978 年便開始在《紐約時報》刊登作品的“街拍鼻祖” Bill Cunningham 之生活與工作狀態，他說，他從不為人物的名氣、服裝的價格而按下快門，吸引他的永遠只是街上各色行人的自然狀態。
Bill Cunningham
而我們不妨反觀時下，局面則似乎不如片中那般輕松而愉悅——正如知名時裝評論人 Suzy Menkes 在 13 年初一篇名為《時裝馬戲團 The Circus of Fashion》的文章中將那些衣著夸張、一天內換裝多次以吸引街拍攝影師的“紅人”們稱作“孔雀”，短短幾年間，“街拍”一詞包含的意義與所覆蓋的產業鏈正迅速發酵，從全球各大時裝周街邊形成一個個“小包圍圈”的常態到伏在城市消費區、音樂節里伺機而動的長槍短炮，無可否認的，他們都已成為街拍產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這樣的熱鬧究竟緣何而起，又怎樣維持了趨引更多人投身的巨大魅力，這始終是一個有些復雜難解的課題。
讓我們首先借引被媒體頻頻被冠以“最會穿衣男性”稱號的街拍常客 Nick Wooster 的觀點。 縱使曾經擁有為知名高檔百貨 Bergdorf Goodman、品牌 Calvin Klein 工作的經歷，真正讓 Nick Wooster 火起來的，還是在幾年前由Tommy Ton 拍攝的一張照片登上 GQ.com，隨后媒體關注紛至沓來，把老派精致與硬范兒結合的搭配變成他的標簽。而近期他在一次面對 GQ 的采訪中默認，鏡頭與可愛人物、攝影師與有趣打扮間的“蜜月期”已經過去，許多其他因素開始形成對街拍的紛擾。
Nick Wooster
在我們來看，這紛擾的因素，首先便是品牌伸向街拍領域的合作之手。這里所說的合作，并不是指 2008 年 Marc Jacobs 邀約因獨特街頭打扮而著名的菲律賓時尚博主 Byran Boy 打造合作款包袋，也并非知名時裝博客 The Blonde Salad 創始人、街拍寵兒 Chiara Ferragni 現身 Louis Vuitton 宣傳照拍攝等等臺面之上的大動作，事實上，真正的街拍生意，正在以一種更為細微、深入的方逐漸推進。
Byran Boy
“并沒有太多人發覺了這個現實——時尚博主攝影師與一些看起來只是隨意被選中的被拍攝者實際上是在進行著有償的工作，”從事第三方公關工作的 Daniel Saynt 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道，“當然，即使是小部分知道這一手段存在的人，他們也很難辨別我們精心所作的策劃究竟埋在了哪里。”
談及這樣的“隱秘”，不得不提出近季以來一股不容忽視的幕后力量：在網站首頁打出“遇見社交精英：Meet the Social Elite”為口號的 The Socialyte Collective （以下簡稱 Socialyte）為自己的定位創作出一句頗為新鮮的措辭： The Influencer casting Agency（影響者選角代理）——也就是說，在這里，工作性質與一般經紀公司包裝藝人、接洽推廣的本質差別不大，不同的是，他們為品牌客戶對接的推廣載體則是時下正熱的KOL（核心意見領袖 Key Opinion Leader）：時尚／美妝博主、街拍攝影師、Instagram 明星用戶……超過 5000 位在互聯網擁有著強大街拍表現力、制造力或是傳播力的人物統統被 Socialyte招致麾下，在其中男裝方面，便囊括了知名度不小的 Menswear Dog、I Am Galla 等站點及其成員。借助這些資源，Socialyte 進而進行精準的分類與甄別，幫助品牌將時下急需推廣的限量系列、吸睛單品在最合適的時機送達最合適的人的手中，有時甚至需要進一步幫助打造專業造型、選擇街道地點，最終實現一張完美“街拍”的生成。
可以說，如此一套下來后的“街拍”成品不僅僅擁有品牌資金注入的因素，更似乎與一頁完整的雜志內頁大片相差的僅僅是左下角的 credit 小字標注罷了。
在 Socialyte 公布于官網首頁的信息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合作品牌包括 Louis Vuitton、IWC、Gap、Ralph Lauren、Diesel 等等上百家定位、價位各不相同的廣告客戶。另一家工作職能與Socialyte 相仿的經紀公司 Digital Brand Architects 創始人 Karen Robinovitz 將品牌蜂擁而至的原因歸結于“明星效應”在當下互聯網時代的一種語義擴充，并認為街拍博主的吸引力同時在于他們可以提供更為及時、直觀的數據反饋——一次 instagram 推送下評論區的問詢數量、隨后一周的單品電商銷量等等，平面媒體在這些具體數據上的“失語”是街拍漸漸匯聚資本的原因之一。
從積極一些的意味來看，街拍贊助相對雜志投放來講的成本銳減也意味著許多新一輩設計師的機會正同時來到。澳大利亞博主、模特選角指導 Natalie Joos 便曾在出席紐約時裝周期間選擇身著認知度甚小的家鄉品牌Karla Spetic ，事后，這被確認為 Karla Spetic 所簽約 showroom “Ms. Spetic’’s”的一次公關行為，后者意欲借助 Natalie Joos 的個人關注度去為設計師博取更多媒體曝光。就我國來講，在街拍領域擁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前《Elle》資深時裝編輯、現獨立時尚創意人葉子也熱衷于身著 Masha Ma、Xander Zhou 等設計師作品亮相時裝周，隨著個人街拍照片的迅速傳播，這一舉動也帶著幾分將本土設計帶出國門的宣傳效果。
當然，對從事街拍攝影的攝影師們來說，他們的客戶并不僅僅是獲取自簽約組織或是主動前來聯絡品牌方面。主流媒體同樣正在街拍產業中積極尋找著自身的位置。
據知名時尚網站 Fashionista 所得到的信息，大牌時裝刊物如《Harper’’s Bazaar》、《Elle》等為得到一季（通常指的是紐約、倫敦、米蘭、巴黎四大時裝周相接連的一個月時間內）街拍資源而為特約攝影師支付的薪酬往往可以達到三萬美元，即使是名氣、經驗尚不完備的年輕后輩被選中擔綱報道，其收入也可以達到一萬美元以上的可觀數字。
至于像 Le 21ème 這樣具備一定名氣的獨立街拍網站，則另有一套合作流程：網站轉載的支付標準為 75 美元左右，涉及紙質版印刷則可標價 250 美元一張。也就是說，這樣算下來，當我們在歐美主流時裝雜志上最終看到一整頁的時裝周街拍報道，其僅照片購買成本達到 1000 美金以上的情況并不罕見——巨大的需要、可觀的收入成為促使許多年輕攝影師涌入城市四角搜捕機會的原因，在掙取快錢之外，同時渴望以此為途徑為自己打出名氣。這與部分被街拍者的出發點有幾分相似，使自己的名字得到媒體等真正業界人士的注意，棚拍、約片的可能才于是可能更近一些。
這樣來看，不可否認的，主流時尚媒體在巨大街拍洪流的制造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如果說品牌對街拍產業的介入尚在情理之中，那么媒體耗資于此的意義又是什么？
借 Nick Wooster 的話，這正是民主化的魅力所在。街拍仿佛一個快速接口，繞開解釋秀場面貌的費心勞力，這些瞬息間傳播的悅目照片使似乎使同等量的時髦感被輕易獲得。對于雜志的閱讀來說，它也顯然負擔更小、愉悅不減，對無論哪一方來講都是一筆何樂而不為的討喜交易。而正如 Nick Wooster 也曾提到的，“一個好東西太多了，它就不一定是好東西了。”
“我總是提防自己跌進有錢人的陷阱（the traps of the rich）’’’’——這是文首提到的紀錄片《我們都為比爾著盛裝 Bill Cunningham New York》中的一句話，在全片最后，這位已然八十多歲的老人再次緩緩踏上他的自行車，披著藍色外套，掛著尼康相機，一切平靜，一如往常。而他口中的可怖的“金錢陷阱”卻顯然已經成為了街拍時尚的游泳池——池中自如也好，池邊嬉鬧也罷，打量四周，你我都混身濕淋淋的，并不如自己想象的得體？
街拍已經成了一個熱詞。從時尚雜志到網站，從時尚自媒體到獨立出版，似乎每個人都愛上了街拍。然而，這里面有一個“時尚陰謀”。在向你透露更多我們的策劃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在街拍背后，一個產業鏈是如何一環一環構建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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